西陲炼石人
王文泸
啃李文实先生的书如啃一块坚硬的压缩饼干。那里面高密度的学术信息不时雍塞着我有限的吸纳空间，还有引文中俯拾皆是的古奥方块字，也逼得我一遍遍地去翻查《辞海》。这是我读《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读得极慢的原因。
在我跟随作者踩着一块块古地名的化石，渐渐深入到青藏高原扑朔迷离的昨天时，我感到有一根麻木的神经被激活了。这不是我个人的麻木。在一个生活目标高度实用化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有兴趣对脚下这块土地遥远的过去稍作回眸。我们高频率地和毫无感觉地接触着那些相沿已久的熟悉地名，从不会理会它们的来历，仿佛它们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则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甚至连对上述问题想象或怀疑的兴趣也差不多彻底丧失。
幸而当代的青海还凤毛麟角般地存在着李文实这样的学人。他们披荆斩棘，锲而不舍，凿出了一条条回溯历史的栈道，避免了我们和昨天失去联系的危险。否则，某些谬误将永远扮演真实。
茅塞顿开的感觉来自这部著作对模糊不清的历史面貌的一次次成功显影。我们从中看到了羌藏文化对我们今天所生存的人文环境留下的清晰烙印。我们从人云亦云的结论中走出，一次次体验着获得真知的喜悦。比如，“敦煌”得名之由并非如汉代学者所解释的:“敦，大也；煌，盛也。”敦煌是古羌语“朵航”的转音，“朵航”意为诵经处，亦即寺院所在地。这是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样，“莫高”一词也并非如流行的解释:“意为莫高窟所在的三危山很高，周围的沙山莫过其高”。“莫高”一词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境内的莫河、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穆格滩的“穆格”一词都源于突厥语“莫贺”而发生的音转。又如，由于“热贡艺术”的传扬，“热贡”一词成为青海文化界上口率很高的名词，“热贡”这一就连习惯于望文生义的人也难解的名词却原来是古羌语“榆谷”的转音。
一个个在今天已被汉意化了的地名，经李先生的吹拣淘洗，显现出羌藏文化的本色。“黄河九曲”这一词历来被当作黄河多弯道的夸张语来使用，而今方得知“九曲”乃羌藏语“勾曲”的转音，意为九水，盖因黄河在流经保安的地段有九条支流汇人。“祁连”却是匈奴语，意为天山。以祁连山的高峻、绵长，比起新疆境内的天山，也的确无愧其名。
种种被误解、被曲解、被以讹传讹的历史内容，都成为李文实先生着力揭示的出发点和归宿。
而现实生活中种种不负责任的甚至信口雌黄的解释，也从反面强调着李文实和他的学术研究对于这个时代的现实必要。
不是吗？有人在向省外媒体介绍海南州境内黑马河的来历时信口开河地说:“传说唐三藏取经路过此地，看见了一匹黑马，从此这条河就叫黑马河。”这家全国性的报纸随后把这样的谬说变成了庄重的白纸黑字。可以想见，多少年之后有人在查阅有关青海的资料时仍有可能把远年的谎言视为经典。
自从龙羊峡成为省内知名的旅游景点之后，又激发起一些人破译这一地名内涵的热情，他们穿凿附会，试图在“龙”与“羊”这两种毫不相干的动物之间找出某种联系，以便编织出一个自欺欺人的美丽传说，为直接的经济利益服务。而据李文实先生的有力考证，“龙羊”一词乃是羌语“隆哇阳”的一音之转，“隆哇阳”意为农牧业分界的地方。这是何等确切的分析!
乐都一名，据李文实先生考证，初名为洛都或落都，是羌语“隆多”的转音，是谷口、沟口之意，这名称的确符合它位于老鸦峡口这一事实。长期以来，不明底里的人却相信乐都意为“欢乐的首都”这样的胡言。
已矣夫!继续列举这种望文生义的笑话将会浪费太多的篇幅。
毫无疑问，地名是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文化遗产，一个特定的地名所蕴含的时代特征、地理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自然成为考察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佐证。因此，对一个地方的命名通常也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以上三个特征的规律。但这并不是普遍的规律，生活中随意命名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年前，笔者初到海西州生活时，注意到几乎以清一色的蒙古语(如德令哈、格尔木、夏日哈、察汉乌苏)和藏语(如关角、块尔玛、尕巴玛当)命名的这一广袤地域里，还杂处着少量汉语地名:橡皮山、油砂山、绿草山、花海子、锡铁山、冷湖等。其中除个别地名符合它的地理特征(如锡铁山、油砂山)外，其余的都与上述三个特征缺少瓜葛甚至风马牛不相及。比如，一座储煤丰富而植被稀少的荒山，竟被冠以“绿草山”的美称；一条与境内其他山脉相比毫无特色的石山，仅仅因为夏季道路翻浆(何处道路不翻浆?)而被称为“橡皮山”!柴达木的湖泊，大都处于高处不胜寒的海拔，却偏偏把一处不引人注目的水洼称为“冷湖”，并因而成为行政区域的地名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何在?真是匪夷所思。在海西居住日久，这才了解到，这些与柴达木的历史、与那些蒙古语藏语地名相比，年轻如婴儿的汉语地名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西部大开发。首次踏上这块处女地的开拓者们(以地质工作者为主体)，面对亘古以来荒无人烟的地名空白，便天然地拥有了命名任何一处山脉、湖泊、河流、戈壁的神圣权利。我想，一定是由于他们尚未意识到命名本身对于历史、对于未来的严肃性，因而仓促和轻率难以避免；更由于起名字的这些人才华黯淡、想象力贫乏，于是一个个极不确切的称谓便成了今天柴达木版图上用仿宋体庄重标出的永久性地名。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鱼水河。可以想象，首次看见这条河，难坏了那些起名字的人，七嘴八舌之后，便根据河里有鱼这一基本事实，索性起名“鱼水河”。这样的例子在柴达木并不鲜见，其性质犹如一个苦于给孩子起名字的大老粗终于为了省事以“泵娃”来命名儿子，以“丫头”来命名女儿一样简单。
但南八仙也许是唯一的例外。
据传，50年代一支地质队的8名队员在深入冷湖以南的戈壁执行勘测任务时迷了路，再也没有返回营地。为了纪念牺牲者，此后那一片戈壁便有了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名字:南八仙。笔者有几次路过那个地方，总在猜想:起这名字的是何等样人，倒是难为了他。
李文实先生考证西陲古地的地名，其意义远不止“正本清源”。在由寥寥几个方块字组成的地名背后，往往隐蔽着大量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和经济的信息。比如，民和“享堂”一名，由原先的“降唐”而“阳唐”、而“享堂”的变更过程，就包含了唐初对吐蕃的一次军事胜利、该地的地貌特征、明代官宦的墓葬规模及祭祀风俗等诸多内容。
这不是一部研究语言学的著作，但对语言现象和语言规律多有涉及。对我来说，受到的启发至少有三点:一.在所有的语言词汇中，地名是生命力最强、最具超时代特质的词汇；二.在构成语言的三要素(词汇、语音和语法)中，语音虽然具有超时代的稳定性，但只是相对的，或以百年为节奏，或以千年为嬗替，也在演变，因而同一地名，古代读音与现代读音大相径庭是完全可能的；三.由于各民族语音和发声方法的差异，同一地名在尚未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之前，发生广泛的和连续的音转是极为自然的。
面对这样一部鼓凸着多重学术张力的专著，浅陋如我，还说点什么呢?我只能说，作者的治学精神给予我们、给予时代的启示意义，甚至超过了著作本身的价值。
丰赡遗泽 无废厥心
——初读《李文实手稿》
马钧
年终岁尾，得到大学同窗和学友马成俊慷慨馈赠的皇皇九卷本《李文实手稿》，使我有幸再次拜读到李文实先生丰赡的著述。
1999年岁杪（miǎo,年、月、季节的末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兰大百年萃英文库，我如获至宝，专门网购了一本辑录有李文实先生历史类、民族-民俗类、语言-文学类、评论-回忆类、书信-诗词-序文类的学术著作《黄河远上》。我那时以为，这恐怕是蒐（sōu，检阅、检查）集先生学术轶文最夥（huǒ，多）的一本书了。没想到，时隔四年之后，由姚鹏、马成俊整理的《李文实手稿》九卷本问世，这就把先生生前遗留下的重要文字，几近网罗靡遗！我料想，至此再也没有什么遗珠之憾了。
此书极为珍贵的地方在于，全部以先生的手迹呈现，这在当下手稿学方兴未艾之际，着实有着多重的价值和意义。一则是进入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手写已被键盘输入完全替代，而一页页腌渍着陈年旧迹的学人手稿，无意间保留下了曾经的某种学术生产现场，保留下了“一个时代学人的学术研究传统和知识生产的方式，保留下了他们的阅读轨迹以及知识图谱”。手稿所带出的如此丰富的信息，已经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独特文本；一则如全书编者絮语所言：“其隽永的字体、两个阶段的笔迹，保留着作者研究的心绪情感与生命体温”。我想进一步补充说，李文实先生的手稿，出之以毛笔的软笔书写和钢笔的硬笔书写两种形式。大体上来说，民国时期，先生的手稿基本上都是采用毛笔来书写，其数量大致占了《手稿》的三分之一。像《手稿》第一辑里的篇什、第二辑里的《清代传记文选》、第三辑里的《记湘军名将李续宾》等8篇，均是毛笔写就。先生的毛笔字，字形娴雅温厚，含蓄内敛，一望而知先生从前一定有过正规而严谨的习字训练。先生的书风，当是胎息于魏晋书法，与近人丰子恺先生的书风，颇有神采相照之处。1949年之后，大学里的教授、机关干部，普遍地在上衣口袋里别上一支钢笔，便于随时书写。先生的书稿或文稿，自此也就基本上多以硬笔来书写。偶尔，先生会蘸墨而书，比如在第六辑里，就收录有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用毛笔书写的《白兰国址再考》。先生的硬笔书写，书风跟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胡适先生用硬笔抄录的《每天一首诗》，跟傅雷先生的手稿笔迹，也有某些气息相通的地方。拜读先生的手稿，删改的地方极少，基本上属于誊清稿。它们大部分是第一次正式出版面世，不仅弥补了之前从未有李文实手稿出版的空白，也给青海学界提供了研究李文实学术生涯的宝贵材料。虽非“全集”，也已蔚然可观。读者不仅借此可窥见先生讲授文学、考证地名等多种学科的研究心得和书信往来、吟咏诗歌时的风雅性情，更可了解先生对明清史、近代史、西北区域史、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史等方面的独到思考。
作为学生，今生有幸，能得聆先生咳唾；作为学生，此生有憾，则既不能窥先生学问之深，更无才学继踵先生的学术旅程。回望从前，脑海里仍能清晰地浮现出先生给青海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八一级开设的选修课——《诗经》与《楚辞》。尤其铭刻下先生当年在黑板上写下的《诗经·小雅·宾之初筵》的板书：“宾之初筵，左右秩秩。……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先生讲课的声音虽不怎么洪亮，但温文和缓的讲授，把一部正经肃然的诗歌之“经”，讲得那么活泼，仿佛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在意识的屏幕上如同人艺的演员们似的，表演着宴饮时从装模作样到失态的戏剧化情态……那时候，如先生一样的好老师，其绝妙的功夫就是能让学生对他讲授的课程，产生无限的好感和再三温习反刍的兴味。再回到《手稿》，浏览之际，我在字里行间，每每能嗅到先生在治学中流露出的殷殷乡土情怀。先生求学、讲学，辗转于北京、成都、徐州、上海、兰州等地，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乡音。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先生便兴味盎然、乐此不疲地从元明杂剧、明清小说、《金瓶梅》《西游记》中寻索青海汉语方言，像作语言的DNA鉴定一样。比方，他在读书札记里就留下了这般温纯的记录：“夜来”，《西游记》八一回：“你夜来说都在你身上，如何打仰。”；“墩”，《金瓶梅》第58回：“他又来我跟前说长道短，叫我墩了他几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款款”，《错斩崔宁》：“（陈二姐）趁他（刘贵）酒醉，轻轻地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今吾乡谓小心翼翼或原物无损为款款或款款儿的。杜甫《曲江诗》：“点水蜻蜓款款飞。”注家或解为徐缓，义亦略近。……在如此琐细的爬梳里，先生凭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切实而又严谨地考证出青海汉语方言得自江南、江北以及山西、河南、四川等地方言的输入与滋养，寻索出青海汉语方言与移民历史丝丝缕缕的关联。先生治学的历史社会学底色，使他总能辨明事涉青海的某些历史渊源，寻找出历史流变的不同途径，烛照出青海地方史的一个个幽微之处。
时至如今，先生在《手稿》里的所思所想，经过时间的淘洗，依旧没有失去学术的光芒，它们从遥远的过去延伸到我们当下的语境里，不断带给我们崭新的启示。
这是多么丰厚的历史馈赠啊。它殿庑般矗立在青海的大地上，深情款款地邀请着后学者和一切有志之士，去登堂入室，发掘出更多的珠宝。
2023年12月15日
写于卧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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